俄罗斯男神追妻记_第7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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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左右看看,果汁可不是这顿免费午餐的标配啊,怎么办?此时,导师谢老板的教诲在耳边响起:“外事无小事,你们做外事活动的志愿者,每件事都要处理好啊,千万别搞出国际问题!”

  没办法,只能自掏腰包给他们买了。

  我在心里叹口气,说了声:“稍等!”就站起身来,准备到自动售卖机去买,谁知刚迈开腿,身后又传来瓦西里的声音:“橙子!”

  我使劲儿闭了闭眼,强压住心里的不爽,抬起手,背对着他们,比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。

  回到餐厅,我把果汁发给他们,同时坐下来,准备吃我已经凉了的午饭,突然手机铃声响了,“d,y.”,当初觉得好玩,把这首歌设成了铃声,此时听来,颇为讽刺啊。

  我没好气地再次放下筷子,掏出手机一看,是崔萌萌。

  “喂,q^q,秀色可餐啊!哈哈哈……”

  我翻翻白眼,吐出两个英文字母作为回应:“pa”,翻译成中文就是:“屁诶!”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

  谁也别想再打扰我吃饭!

  但冥冥中我感觉到露熊们正看着我,我猜,他们大概被我大汉语言文化如此简短精炼的对话内容震慑到了吧。

  这回又是伊万作为代表开口了:“我们想要走走。”我听懂了,点点头,说道:“好的,伊万。不过你们必须在五点钟回到宾馆大堂,所有参会学生都要准时坐大巴去参加欢迎晚宴。”

  听到我叫出了他的名字,伊万显得有些惊讶,脸上也终于有了点儿笑意,他问我道:“你叫什么?”

  “我叫……”眼波流转间,我瞥见了瓦西里的冷眼,这让我想起在机场时,自己想要做的自我介绍,被他们的冷漠硬生生憋了回去。

  怎么?现在,又想用问名字这一招来建立感情么?我心里这样想着,便决定小小地捉弄他们一下。我改口道:“你们可以叫我‘ajia’”。

  “ajia”并不是一个名字,而是上海话里的“阿姐”的意思。

  伊万点点头,重复了一遍:“ajia,回见。”

  我咬着筷子强憋住笑,跟他们摆摆手,目送他们牛逼闪闪地离开。

  ☆、第4章 放我鸽子

  我终于消消停停吃完了自己的冷饭。看看时间,已经快一点了,而我三点钟还有课,得抓紧时间了。

  我回到镜湖楼。既然答应了给他们换一个朝南带阳台的房间,就要说到做到,我的办法就是,把会务组的房间换给他们。

  为了方便,论坛的会务组也在这里开了一个房间,恰好就在露熊们两间朝南房间的隔壁。这个房间主要用来堆放一些会务用品,比如接机牌啊,租来的正装啊,矿泉水啊,还有,将近两百袋参会纪念品,等等。而我手上,正好有这个房间的钥匙。

  把这个房间换给伊万和瓦西里其实不影响什么,但唯一的问题是,这个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会务用品需要人来搬到那间朝北的房间去。

  自己配药自己吃,这活只能我来干。好在我一向自诩为女汉子一名,倒不是因为我长得有多么汉子,而是在体力和动手能力上很汉子。而且在上海这座弱肉强食的钢筋水泥丛林里,一向都是女人当男人使,男人当牲口使,我早已经适应了。

  说干就干,我打开两个房间的门,把外面的卫衣一脱,单穿一件短袖t恤,甩开膀子忙活起来。会务组房间的东西看着挺多,但好在没有大件重物,两个房间隔的也不远,我来来回回拿了不下几十趟,才算全部搬好了。我又把伊万和瓦西里的行李推到他们的新房间,这才直起腰,看看他们的房间号,535,再看看会务组的现在的房间号,532,恩,大功告成!

  我满意地擦擦汗,锁上两间房门,又在532门上贴了一张字条,用英语告诉他们,新换的房间是535,可以到前台拿钥匙开门。

  我下到大堂,将535钥匙留给前台老师,交待了一下,就屁颠颠地赶去上课了。

  我一边朝教学楼走,一边在会务组的微信群里留言,说了换房间的事。马上引来几条语音,酸溜溜地夸我,“呦,为帅哥服务就是到位哈!”我也嘻嘻哈哈应承下来说,没办法,抵挡不了美色诱惑啊,他们哭着喊着求我,我就给他们换了。周语马上一条语音发来,说:“你不如晚上就在532住住么好咧,哈哈。”我心里骂了一句:好闺蜜,就跟恨我不死似的啊。

 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,还真让她一语成谶了。

  上完课,刚好四点半过,我往镜湖楼赶,遇到崔萌萌,便跟她一道去。萌萌兴致勃勃地跟我打听露熊们的名字,对瓦西里和伊万格外感兴趣。我泼她冷水,告诉她他们都只有20岁,萌萌不无感慨地说:“啧啧啧,长相么倒是老灵额!哪能年纪噶小,哎,下不去手啊!”

  我笑话她,口水好咽咽了额,为老不尊!

  我们一路说笑着,很快就到了镜湖楼,大堂里已经有一些参会的学生在等了。萌萌的韩国学生已经到了好几位。周语也在一旁踮起脚数着印度学生的人头。可是我却找不到露熊们的身影。

  坐电梯直上五楼,来到532门口,我看到自己留的字条还矜持地贴在532门上,未曾被人触碰过。我有点儿发急了,一间一间拍他们的门,531,533,535都毫无动静,很明显,他们没有回来过。

  我又急急忙忙下楼,扑到前台,绝望滴看到前台老师递过来的535钥匙。我接过钥匙紧紧攥在手里,在脑子里捋着思路:他们午饭后说出去走走,结果就有去无回,说好的五点集合,现在不见人影,怎么办?我们互相没有留联系方式,他们的英语又不行,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,异国他乡,茫茫人海,他们该去找谁,我又该怎么找他们啊!

  在这样悲催的时刻,我居然还在脑补着苦情戏里丢失了孩子的剧情,幻想着自己失神地奔到马路上,捉住一个路人,眼含泪花地问:“你有看到我的露熊们么?高鼻子,大眼睛,长滴可醒目了!”

  周语走过来拍拍我,问道:“q^q,你们帅哥们呢。”

  我无力地耷拉下脑袋,说:“丢了。”

  “哪能啦,你跟他们讲清楚时间地点了么?”

  我不自信地转转眼珠,含糊地点点头。我很确定我讲清楚了,但我不确定他们听明白了么。

  五点钟到了,大巴准时来接人,我目送着其他志愿者引着自己的队伍上车,心里深深地内疚起来。如果下午我跟着他们一道出去,就不会把他们弄丢了。纵使跟在他们身后,忍受他们的傲慢和冷漠,也好过现在这种束手无策的无力感!最重要的是,我现在有什么脸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饭啊!

  我全盘接收下满满一车人投向我的同情目光,同时也满眼幽怨地目送着他们,交汇的眼神被缓缓前行的车子越拉越远,就像看着热闹而丰盛的晚宴跟我dbye。我第一次为自己吃货的本能反应感到惭愧。都搞出国际问题了,居然还想着吃!

  为了减轻罪恶感,我漫无目的地到外面去找他们,可上海滩何其大,哪里找得到啊!

  “d”的铃声再次响起,是导师谢老板:“秦晴,你带的俄罗斯人呢?怎么没来?”

  我心虚地说:“他们下午说出去走走,现在也没回来,我跟他们讲了五点大厅集合的。”虽然心里内疚,但是在老板这里,还是要把责任撇撇清的。

  谢老板到底是老板,硕导的帽子不是随便扣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随即安慰起我来:“你也别着急,他们都是成年人了,不会出什么大事。我了解俄罗斯人,他们只有在领薪水和借钱的时候才会准时。”

  谢老板顿了顿,继续说:“依我看,他们也不是迟到,多半是根本不想来了,自己白相(玩)去了。”

  听谢老板这样说,我心里好受多了,但还是说道:“今天的晚宴,大校长和书记都去了,现在缺一支外国学生的队伍,多难看啊,给您塌台啊!”

  谢老板说:“这都好说!我搞得定。只是,你的队伍不好带啊,后面还有好几天的活动和会议,他们老这么着可不行,你得想办法盯牢这帮俄罗斯人,知道么。”

  我点点头说:“知道了。”

  谢老板补充道:“记住了,外事无小事!不管多晚,见到他们平安无事,给我发个信息。”

  “恩!”挂断导师的电话,我吃货的思维模式又在鬼鬼崇崇地腹诽:“居然不叫我去吃饭,我可以打个车过去滴呀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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